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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關系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由來已久，婚姻家庭關系的多元化傾向已不可逆轉。

針對這種現象，調查者們提出了以下建議：

1.對事實婚姻應采取相對承認主義，順應中國傳統(tǒng)的婚姻習俗，符合現代社會保護弱者利益的法律制度價值。

2.加強對同居關系的法律調整。

曾經看過一個美麗的標題：《同居——走向天堂之路》，它說“愛情飄忽不定，但是婚姻卻是要求穩(wěn)定的，聯系的是責任、義務、財產、子女、道德、輿論。婚姻和愛情的沖突與矛盾不可避免，于是同居便成為尋夢者的走向天堂之路。”其實，這款羅曼蒂克的夢境在現實中常常被擊得粉碎。僅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法院共審理解除同居案件238起，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長。與此同時，第一中級法院、第二中級法院分別審理了因同居引發(fā)的惡性刑事案件即達數十件。

這些原本以為可以對“好則合、惡則散”的原則身體力行的同居者，在分手時究竟為何以官司相見?他們的主張和利益得到支持了嗎?在北京、廈門、哈爾濱三地的中級法院或一審法院，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進行了題為《婚姻法執(zhí)行中的問題》調查，調查案卷涉及2001年4月至2002年12月，共計閱卷 1869份。從中發(fā)現了一些同居關系解除時發(fā)生糾紛的規(guī)律，并找出了相關法律在執(zhí)行中存在的問題。人們?yōu)槭裁床坏椒ㄔ航獬雨P系根據現有的法律規(guī)定，同居關系的建立未經法律途徑，其解除也無須經過法律途徑，自行解除即可。但當事人對于同居關系的解除及其后果達不成協(xié)議的，只能訴諸法律。

調查發(fā)現，在離婚案件中，同居關系所占比例較小，事實婚姻更少。在北京市某中級人民法院2001年5月至2002年12月審結的所有涉及離婚的1032 件上訴案件中，僅有26件與事實婚姻或同居關系有關，占2.5%.解除同居關系的案件中，同居者以中青年和文化素質低者為主。

這種案件比例之少出乎調查者意料之外，他們認為原因有二：一是在解除同居關系前辦理結婚登記的規(guī)定未得到大多數同居者的認同。當一段兩性關系將要解除之時，卻要專為解除關系而先辦理締結關系的手續(xù)，這似乎使當事人在心理和感情上均難以接受，哈爾濱的調查結果——不同意補辦結婚登記手續(xù)的上訴人和被上訴人各占 50%——就說明了這一問題;二是說明了當事人自知其同居關系不受法律保護，故不主動到法院要求救濟，而多采取自立救濟的方式，自行私下解決。這種狀況往往使弱勢一方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護。

據記者了解，在城市里，未婚同居者一般只有兩種極端的結果：要么結婚，要么分道揚鑣。同居時有了孩子一般都到醫(yī)院做掉，因為雙方都知道，沒結婚生孩子將遇到諸如生育指標、給孩子上戶口、入托、上學等實際困難，而且有了孩子后，如果雙方不能結婚最終分手，任何一方都應對孩子負有撫養(yǎng)責任，要想再和別人結婚也很困難。所以更多的同居者在分手時雙方沒有財產的復雜糾纏，更沒有非婚生子女的困擾，也就無須到法院辦理解除同居關系的法律手續(xù)了。

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的這項調查顯示，同居關系與婚姻關系相比，很不穩(wěn)定，同居兩年以下就要分手的，在哈爾濱的調查中占60%，在北京的調查中占38.4%.該調查表明，在同居者中，有4個階段容易發(fā)生糾紛：一是一年以下，占33%.二是l-2年，占27%.三是3-4年，占12%.四是5-6年，占9%.此外，7-10年、11-15年的各占3%.需要注意的是，仍有一些同居者的同居關系比較穩(wěn)定，北京的調查中有34.6%的同居者同居時間超過5年，對于這些同居者，特別是他們之中的弱者，包括婦女兒童的權益如何保護，應當引起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思考。

權益受損多為女性兒童

可是一旦未婚同居結出了“果實”，女方和子女的利益如何得到法律的保護?他們往往是悲劇的主角。

一名叫阿傅的女子數年前來到廣州一間酒家打工，認識了到這里就餐的亞培。亞培隱瞞了自己的婚姻事實，向阿傅展開了熱烈追求，不久阿傅生下兒子阿希，孩子出生證父親一欄寫著亞培的名字，如今已經7歲的阿希讀小學一年級。去年3月1日，亞培因心臟病突發(fā)死亡，留下了80萬元巨額遺產。

阿傅充當阿希的代理人，將亞培的法定繼承人母親、妻子及四名婚生子女告上法庭，稱阿希有權繼承遺產，要求被告返還給阿希十萬元，還出示了寫有亞培是阿希父親的證明檔案和阿傅與亞培的合影。廣州市某區(qū)法院認為，阿傅提供的全部是間接證據，原告要求繼承遺產，必須證明他與死者間存在血緣關系。但是，由于亞培已經死亡，無法做親子鑒定。阿傅的訴訟請求被駁回。

據報道，深圳每年有五六百宗告上法庭解除“同居關系”的官司，90%由女方提出，85%以上被告為香港人，女方起訴的目的多為分割財產和解決非婚生子女的撫養(yǎng)問題。法院的張庭長說，為了確定孩子的真實父母，在開庭前，法院還將對孩子和原被告雙方進行“親子鑒定”。不少案件即便立了案，但被告在香港遲遲不肯過來，深港存在“一河之隔”，根本沒法審理，法院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即便開庭判決下來，不少案子的執(zhí)行也常常遇到地域相隔的障礙。

絕大多數未作財產約定

有一則報道說：某女士和男友已經同居有三年了。“結婚的基礎是雙方的完全了解及生活習慣的適應。我們發(fā)現自己實際上做不到這一點，就分手了。沒想到分手竟然和人家夫妻離婚一樣復雜。”三年的共同生活中，他們共同購置了家具、汽車，并貸款購置了一套住房。本來，他們是懷著平靜的心情提出分手的，而面對具體事宜，他們卻無法平靜。 “房子是以我的名義買的，首付款也是我出的，請你帶著一半的家具走。”男友對艾女士下了“逐客令”。“可是，每月的分期付款我也出了一半，汽車雖然是兩個人共同買的，可是三年來主要供他使用，現在就該歸我所有了。”財產的分離比情感的分離要難得多，于是他們把官司打到了法院。

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的調查發(fā)現，絕大多數的當事人在同居期間對其財產未作任何約定，他們在解除同居關系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適用于所得共同財產制。在哈爾濱的調查中，未進行財產約定的占同居關系的97%，只有1例采用分別財產制。北京未進行財產約定的占76.9%，約定同居后所得采用部分共同財產制、部分分別財產制的只有1例，占3.8%;有5例案件未涉及財產制形式，占19.2%.調查者認為，出現此種狀況的原因：一是當事人認為同居時約定財產會影響雙方的感情;二是同居的時間較短，同居期間財產較少;三是不熟悉約定財產制，不知道可以約定，如何約定;四是想對財產進行約定的，因雙方意見不一而未能約定。從案卷的情況看，在這四大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思想觀念上的，大多數當事人都認為雙方在一起共同生活，應當一條心，在財產上就不應該再分彼此，將財產約定為各自所有，就是對對方有懷疑或是“沒安好心”。北京唯一一個訂立了財產協(xié)議的同居案卷材料顯示，雙方并非是在感情較好的情況下締結協(xié)議的，而是男方在決意分手之后不動聲色地要求與女方訂立協(xié)議的。

當事人有共有房屋的比例較低，北京的調查僅有兩例，哈爾濱的調查僅有1 例。哈爾濱的同居者以住在父母的房屋為主，占58%.而北京則以居住在男方所有的房屋為主，占50%.這一調查結果表明：第一，同居者共同購房的較少，說明相當一部分同居者或沒有長期共同生活的打算，或生活相對較為貧困，沒有購房的能力;第二，同居期間的住房主要由男方父母提供的事實說明，這種同居關系大多數是經過父母同意的，在父母或鄉(xiāng)鄰的眼中，他們就是婚姻關系;第三，由于同居主要是由男方父母或男方提供住房，同居關系解除后，女方往往喪失了原有的棲身之處，生活會出現很大的困難。

法院大多將住房判給男方，對于無房居住的女方，雖然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但錢款數額是按照男女雙方從單位分房時的房屋價值為參考的，而沒有考慮住房商品化之后的實際市場價值。特別是一些農村婦女，離婚后住房權利難以得到保護，她們多是回到娘家，與父母兄弟同住，其處境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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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中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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