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建“標志城”也好，建其他文化建筑也好，激憤的多還是屬于媒體圈內的知識分子以及精英階層，他們的炮火，除了猛攻那些尚處在立項或設想階段的“虛擬城池”外，還用知識分子的文化和責任擔當，來要求以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為代表的“擁建派”，別為政府一時的頭腦發(fā)熱，讓老百姓的血汗錢打了水漂。“反建派”在這場輿論監(jiān)督戰(zhàn)中占有了壓倒性的優(yōu)勢，但卻不是勝利者，在剛硬的行政命令面前，所有的批評箭簇顯得軟弱無力。老百姓對于這場爭論，態(tài)度是漠然的，建或者不建，和他們并沒有多大干系，他們不僅沒有決策的權利，甚至連表態(tài)的機會也不存在。話說過來，如果當地政府真的去征求老百姓意見的話，也許人們并不會反對平地多出這么一堆庭院高樓和人物塑像——如果在拆遷、促進就業(yè)、發(fā)展經濟方面，更能讓老百姓有看得見的利益的話，說不定政績工程還真的能順利完成，讓當地官員的官帽再升一級。但問題是“標志城”的投資太大了，而且300億全部來自于納稅人，這意味著一旦這項投資占用過多資金，或者投資失敗留下一座廢墟，那么其他和當地百姓利益切身相關的公共建設將會受到影響甚至停滯。而與此同時，濟寧市并拿不出一個有說服力的收回投資的計劃，贏利的想法更接近于癡人說夢。所以，輿論的監(jiān)督有利于清醒當地政府的頭腦。同樣是耗資巨大的工程，浙江農民企業(yè)家徐文榮投資200億元重建圓明園，反對的聲音與“標志城”相比弱了不少，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標志城”的政府行為色彩濃厚，而“圓明新園”則披上了民營企業(yè)經濟行為的外衣——雖然它的建設和當地政府的支持和參與是分不開的，但很顯然，徐文榮還是承擔了主要的風險。

通過這些事件所散發(fā)的文化浮夸風，卻更值得擔憂。作家馮驥才在肯定“一個國家的文化必須有它的頂峰”的同時，也對“爭著把錢貼到‘塔尖’上”進行了批評。而目前在各地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復古和仿制建筑的建設行為，就是爭相地往“塔尖”上堆錢，一同被堆起來的，還有相互攀比、追求奢華的虛榮心，而這，卻是傳統文化不能承受之重，也和傳統文化一直倡導的“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精神背道而馳。傳統文化是否得到弘揚，不在于建設了多少“大項目”，而應多考量與之相關的民族精神氣質，融入了多少傳統文化的底蘊。國家將清明節(jié)列為法定假日，踏青、蕩秋千、放風箏、打馬球、插柳、做青團等消失已久的文化活動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中?；貧w傳統，其實就是這么簡單，百姓沒有感受和參與的機會，政府花再多的錢也白搭。民間和政府雖然在保護傳統文化方面達成了共識，但落實到具體操作上來，政府往往還是為自己的越俎代庖而陷于尷尬境地。

材料52005年10月由韓國申報的“江陵端午祭”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確定為“人類傳說及無形遺產著作”，一度沸沸揚揚的中韓端午節(jié)“申遺”之爭告終，留給中國人的是一連串關于保護傳統文化的反思。2007年底，媒體又傳出韓國學者提出漢字“申遺”的消息，如何保護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再一次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焦點話題。

2007年年底，《新快報》刊登出韓國學者提出的漢字“申遺”的消息稱，韓國《朝鮮日報》曾報道韓國首爾大學歷史教授樸正秀說，經過他十年研究和考證，認為是朝鮮民族最先發(fā)明了漢字，后來朝鮮人移居中原，把漢字帶到了中國，才形成了現在的漢文化。他將建議韓國政府理直氣壯地恢復漢字，并向聯合國申請漢字為世界文化遺產。

隨后《北京青年報》稱，韓國聯合通訊社已發(fā)表文章澄清漢字“申遺”并無根據，純屬“誤傳”。韓聯社表示，據調查，首爾大學的韓國歷史系和東方歷史系里并沒有樸正秀其人，韓國政府也沒有把漢字作為韓國文化單獨申遺的打算。緊接著《環(huán)球時報》公布了有關調查，稱中國有些媒體的報道確有出入，但少數韓國人確有主張“漢字是韓國人發(fā)明”的(樸文基2001年6月出版了一本名為《漢字是我們的文字》的書；韓國還有一個大鐘語言研究所聲稱：“創(chuàng)造漢字的民族并不是漢族，而是我們的民族(東夷族)。”)，但他們的主張在韓國并非主流。調查稱，類似的奇談怪論，在韓國一些學者和網絡作品中還屢見不鮮，涉及中韓兩個民族的文明發(fā)源、歷史和神話人物、傳統醫(yī)藥等等。兩國專家認為，中韓近來不時擦出“文化火花”，雙方今后都應多些寬容和克制，少傳播民族主義情緒。在“漢字申遺”風波被澄清的同時，人們注意到，漢字在韓國確實很受重視：幾乎所有的名勝古跡都用繁體漢字題名，不少著名企業(yè)在招聘時，也要考慮應聘者的漢字能力。不僅如此，韓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保護態(tài)度和行為也引發(fā)了中國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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